叶明华:学术乃学者立身之本——访董天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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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这是十五年前对我的专访。星移斗转,十五年匆匆而过。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年?!少年时代吟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回首这十五年来,除了个人的教学与科研,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总算做成几件事情,还没有虚度年华。

第一,2010、2019先后领衔申报成功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第二,2007年领衔申报成功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第三,2007、2019先后领衔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获批教育部首批特色专业,重庆大学新闻学入选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第四,2008年领衔暨南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8年主持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灾难事件融合报道虚拟仿真实验”获批教育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第五,2008年领衔创办暨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专业。

目前,在主持重庆大学“双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项目“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水平提升计划”,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创新团队。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董天策 2020年11月1日于重庆大学

学术乃学者立身之本——访董天策教授

叶明华

金秋十月,一个成熟与收获的季节,与渐渐转凉的天气相反,暨南师生的热情却持续高涨。新闻与传播学院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将迎来一个双喜临门的时刻:百年校庆与新闻学系60周年系庆。庆典将至,笔者采访了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

离川入粤:“对广东这个变革中的传媒环境心驰神往”

叶:董老师,如果我没有记错,您是2002年春从四川大学来到暨南大学的。四川大学是一所很好的大学,成都又是天府之国,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来到暨大?

董:的确,川大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成都的生活环境更是悠哉游哉,舒适自在。四川的传媒环境也相当好,《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媒体办得有声有色,但广东媒体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屡有创新之举,在全国独领风骚。作为一个传媒研究者,我对广东这个变革中的传媒环境心驰神往。

2000年春,暨大新闻系主任蔡铭泽教授来信,邀请我加盟暨大。直到年底,因赴台湾出席一个学术会议路过广州,我才有机会走进暨大。当我到达时,已是夜晚九、十点钟。新闻系当时的负责人蔡铭泽、刘家林、林如鹏三位老师已等候在暨大西门口,这令我十分感动。后来又有几次交往,几番思量,终于下定了离川入粤的决心。2002年春,我正式调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离川入粤之际,先师郑临川教授赠诗一首,题为《送天策弟移教广州暨南大学》,勉励我要谦虚谨慎,严守本分,做一个传播祖国文化的好教师。其诗曰:

男儿天下志,四海可为家。

西蜀辞乡里,南溟激浪花。

素行安守拙,虚己更堪嘉。

授业昭坟籍,薪传焕彩霞。

从中文到新闻:“不是学新闻出身的新闻传播学者”

叶:据我所知,您在求学历程中并没有学过新闻传播这类专业,却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您是怎么和新闻传播领域结缘的呢?

董:谈不上专家,只是与新闻传播学有缘吧。在《新闻传播学论稿·自序》中曾谈到,我本人从事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本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且爱好古典,故而硕士阶段师从郑临川教授研习唐诗宋词。后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读的是文艺学,导师是川大的曹顺庆教授。在我的求学经历中的确没有读过新闻传播,但自从进入高校任教,便一直从事新闻传播教学。

1989年,我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分配到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任教。系上安排的第一门课程是传播学,第二门课程是公共关系学。面对这样的工作安排,只有边学边教。其时,国内的传播学研究处于起步后的低迷期,译著和国人著述还很少见。“初生牛犊不怕虎”,1992年初夏,我开始撰写《传播学导论》。在电子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以及当时的校长刘盛纲院士的关怀下,《传播学导论》于1993年5月得以出版。就这样,我放弃了刚刚入门的古代文学研究,一头闯入传播学领域。

1994年,四川大学新闻系组织人力编撰《新闻传播百科全书》,热情邀请我参与其事。1996年春我调入川大新闻系,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新闻理论与大众传播方面的课程。1998年增列为新闻学理论方向硕士生导师,出于工作需要,自然侧重新闻理论方面的探索。2002年春调入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领导又希望我主要从事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不论在哪里工作,我都深感需要不断充实提高,而“教学相长”不失一种好方式,所以对这种让我游弋在多学科间、多领域中的工作要求,总是慨然接受。这样日积月累,倒是把自己弄成了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

革新课堂,力促教改:从“填鸭式”到“讨论式”

叶:四川和广东的地理位置、历史人文相差很大,川大和暨大也是风格不同的两所学校,学生之间的差异也不少,您觉得自己的到来给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呢?

董:个人能够带来什么新的东西,这可不敢说。暨大和川大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学生生源不同,学风也存在不少的差异。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年轻学子思想灵活,动手能力强,但心理上的浮躁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过得充实,扎扎实实地培养自己的真才实学,这是我一向比较关注的。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当初都是以很高的分数考进来的,他们底子好、头脑灵活,一旦放松学习,就会对今后的学习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业界评价新闻科班出身的学生“上手快,后劲不足”。何以如此?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与教学方式有关。

因此,我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改革教学方式,抵制灌输式、填鸭式教学,实行讨论式教学。特别是对研究生,我基本上是以讨论式教学为主。一门课程的第一堂课,我会给研究生列出一个详细的阅读书目,让他们分类、分阶段阅读。课堂上,我一般只作概要式讲授和总结分析,大多数时间都安排学生进行专题的讲述、评议、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逼着学生去看书,让他们养成独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锻炼他们的表达技巧。不少同学经过讨论,能够吃透相关的专题,对有关问题形成更深刻的理解。有的同学还能根据讨论的稿子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记得2002级的一位研究生在讨论课上的一篇发言稿经过几番修改,发表在权威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上。

埋头学术,涉足行政:“古代知识分子的抱负对我影响很大”

叶:您从去年开始担任学院的副院长,从埋头学术开始涉足行政,您不担心行政工作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吗?

董:个人一直认为,学术乃学者立身之本,自己目前正处在学术爬坡阶段,同龄人中已有不少已跑到前面,必须加倍努力。行政工作繁琐而复杂,弄不好会干扰自己的学习研究,所以我并不是很热心担任行政工作。但是,学校领导与同事们信任你,希望你能够为大家服务,你总不能拒绝吧。

叶:据了解,您担任副院长以后,花了很大功夫来修订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您为什么这样重视人才培养方案呢?有什么成效吗?

董:暨大是侨校,学生中大约一半是来自港澳台以及世界各地的外招生。与国内学生(内招生)相比,他们的成长环境、学习背景、基础知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硬是把外招生和内招生编在同一个班一起上课,会出现两头不讨好的局面。当时,学校正大力推进大平台教学与分流教学。我本人十分赞同这样的改革举措。因此,从履行自己的职责出发,我组织各系负责人与部分专家认真修订了学院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对原有的教学计划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科学合理,为推行分流教学与大平台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叶:繁琐的行政工作必然会占用学术研究的时间,但是,董老师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不少,是学院的“高产作者”,您是怎样做到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两不误的呢?

董:行政工作肯定会占用个人学术研究的时间,这一年多来已谈不上“高产”,只是在努力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在我看来,学者的学术生命就在于他不断地进行学术研究。一个学者哪天不做研究了,他的学术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尽管担任行政工作后很忙,我还是要坚持学术上的探索,尽我一个学者的本分。

叶:董老师的言语中似乎有一种古代文人的儒雅风度,是因为多年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故吗?

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抱负。多年的中文学习,使我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可能多一些,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古代文人的风骨,也会对人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历史、生命的关注,将个人的生命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胸襟怀抱,常常令人怦然心动。

校庆院庆之际:“学院要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叶:在校庆之前两个月,董老师又被学校任命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暨大新闻学系虽说曾经是“全国三大新闻院系之一”,但国内新闻院系近年来群雄并起,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如今面临的竞争不少,您觉得应当如何应对呢?

董:新时期以来,国内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猛。20世纪80年代,人大与复旦并驾齐驱;90年代中期,人大、复旦、北广(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三足鼎立”;世纪之交,武大新闻学院崛起,可以说形成“四驾马车”;进入新世纪,清华、北大的新闻学院依托学校的强大实力,迅速崛起为后起之秀。还有多所兄弟院系也在你追我赶。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之下,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必须要有一个较大较快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要从教学型学院迈向研究型学院。我们既不应妄自尊大,也不该妄自菲薄。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暨大新闻教育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老系优势,我们曾是全国三大新闻院系之一,历史、人文等有着深厚的积淀;第二个是区域优势,广东媒体全国领先,我们处于传媒市场发展的前沿阵地,有着无法比拟的资源和地域优势。

叶:百年校庆,新闻学系60周年系庆在即,新闻与传播学院如何抓紧这个契机,取得突破性发展呢?

董:今年是暨南大学百年华诞,也是新闻学系成立6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刻。在中国的文化中,100周年、60周年,都会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我想,纪念的目的在于立足现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与整个学校的命运相关联,新闻学系走过了不平凡的60年,虽然历经曲折,却总是在不断追求,不断进步。现在,新闻学系已经发展成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拥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三个本科专业,拥有新闻学、传播学两个硕士点,拥有新闻学博士点,已形成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这就为今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相信,新闻与传播学院在百年校、60周年系庆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一定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叶:董老师,作为常务副院长,您能不能谈谈新闻与传播学院如何迈向这个新台阶呢?

董:这个问题牵涉学院的发展战略,需要学院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我个人的想法是: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把引进人才和培养自己现有的人才结合起来。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大学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教书匠,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学者,这样才能通过自己的知识创新来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越是高水平、高层次的大学,越是会对教师提出这样的要求。二要加强传媒实验中心的建设与完善,为强化实验教学,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以及推进产学研究的结合,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三要进一步推进学科建设,凝炼学科方向,形成我们的学科优势与特色。四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利用广东传媒大省的区域优势,形成产学研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五要大力拓展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特别是与港澳台、海外学界的交流,扩大与提升学术影响力。总之,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只要学院师生同心协力,苦练内功,夯实基础,我们一定能够把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新闻学术重镇,为培养媒体精英人才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原载《甲子情怀: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收入〈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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